结语
 
自夏商以来,经秦汉唐,虽有乱世,有偏安,历史中国的疆域总体上是稳定扩展的。这表明通过中央集权行政区划制度在中原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制度整合,无论基本策略还是制度实践,都大致是有效的。这当然也包括了边疆治理。尽管唐以后,中国的疆域扩展主要是蒙古和满等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民族融合。但元和清,特别是清,一直继承了历代王朝形成的基本制度,坚持了长期以来的边疆治理思路,不断增强中央政府对于各地方的权威,削弱限制各地贵族势力,坚决打击破坏和威胁国家统一的各种地方力量,既强调制度效果的长期累积,也重视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行政区划和官员任用上适时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国基本制度的统一或制度原则的统一。如果以疆域稳定扩展为标准,从西周到明清,无论封建还是郡县,无论在中原核心区还是在周边的“天下”,历史中国央地关系上的宪制实践总体是成功的。
 
因此必须充分理解“百代皆行秦政法”的意义。这从来不是历代帝王“家天下”的个人私欲或野心的结果,更不能视为中国人数千年来缺乏制度创新力和想象力。当找不到一个制度长期持续的其他解说时,最简单的解说或许就是,这个制度对于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的农耕中国来说已是最佳,是没有制度竞争因此无可替代的唯一可行选项。总体而言,只要中央政府政策上不出大错,其他主要约束条件(例如,气候或自然灾害或外部政治力量)大致稳定,在农耕经济基础上,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以及相应的行政体制,从理论上看可以,从实践上看也确实,为中国提供了虽非连续但还是长时期的基于统一的和平,促成了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农耕大国可能达致的高度经济社会繁荣。
 
历史中国的中央集权宪制也一直不断调整和完善,不但经历了郡、州、路、省这些行政区名号的变迁,也有各地行政区划的永久性或临时性调整,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军、政、监察、人事和财权的分分合合,微观调整,相互制衡。也许是,也许不完全是,因为有了这些精细的制度调整完善,一个突出的制度现象是,自北宋重建和完善中央集权制之后,后世中国就再没出现过因为央地关系引发的内乱或割据,导致的王朝更替;只有边疆民族(蒙古和满)南下或其他社会动荡(元末和明末的农民起义)引出的改朝换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一个相当小的边疆民族治理中国的朝代。但即便到了清末,外患内乱已非常严重,扫平太平天国后,汉族官员已拥有几乎完全私人化的军队(湘军和淮军),执掌了东南最富裕几省的政治军事大权,但在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仍能有效控制地方。孙中山等革命者曾以“驱除鞑虏”这类所谓“民族大义”来挑拨拉拢汉族地方大员 [528] ,但汉族封疆大吏并未借机在各地割据。之所以如此,不可能全因对清皇室的愚忠,更可能因超越了狭隘的满汉民族意识,超越了个人政治雄心(野心),这些封疆大吏对这个文明历久弥新的中央集权宪制保持了政治忠诚和人格忠诚。但也应当承认,这个制度本身也创造了足够的制约——包括制度的,以及与制度相伴的宪制意识形态。
 
传统中国的一些藩属国,如朝鲜、安南和缅甸,近代之后纷纷分离,成为独立的国家;还有藩属如琉球,后来且至今为日本控制。但这不能,至少不能全部归因于清朝边陲治理政策和制度实践有错。最根本的,其实是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面临了“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列强兴起,带来了东亚地区各国和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改变,清政府首先无力,然后无能,有效应对全球变革对中国宪制的挑战。晚清失去的不止这些藩属国,还有大片国土,如台湾;最终还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统治。但这些与宪制或边疆治理很难说有关,而与国家实力的衰落直接相关。若把什么问题都升格到民主宪制这类万金油上去,这步子就迈得太大了!
 
反思郡县制对封建制的胜利,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必须面对的宪制变革。秦汉郡县制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西周封建制在绝对意义上失败了,或是个从一开始就不应发生的错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连年征战,只表明封建制不再能为当时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创造和平、稳定和秩序,必须创造新宪制了。然而,即便如此,还是必须承认,“郁郁乎文哉”,西周其实是早期中国的一个制度巅峰。其“众建诸侯,裂土为民”,或许还包括迫使各小邦国接受周朝分封,这不仅推动了周统治区域内各民族或部落的融合,更重要的是,这就是一种“旧邦新造”的宪制创新。“以道观之”,完全可以说,西周封建制代表了当时中原地区政治精英,除以军事强力外,建立当时可行的、政治统一(“齐政”)的疆域大国的第一个宪制努力。甚至可以说,西周封建制就是当时最可行的宪制。这就如同,即便今天的欧盟并非欧洲各国最理想的宪制,即便欧盟最终散架了,欧盟却还是时下欧洲最可行的宪制。
 
因此,即便周朝散了架,“礼崩乐坏”,却不能只用失败来概括。“礼失求诸野”,“周礼”仍为中国留下了农耕大国的制度底子,促成了秦汉的大国宪制想象,特别是便利了大国宪制的实践。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精英们纷纷“应聘”各诸侯国,隐含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全国交流,隐含了尽管有许多异形字却大致统一的文字,以及超越方言而可能为大多数政治精英用来口头交流的“雅言”。没有这些,秦朝统一文字就不可能,秦朝“以吏为师”和“以法为教”很难实践。即便封建制崩溃了,基于封建制并支持封建制实践的“周礼”,在秦汉之后,经过改造,作为纲常伦理,无论是在民间农耕村落,还是在国家日常政治生活中,一直扮演了规范宪法理论(Constitutional Theory)和主流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角色,这同样无法忽视。
 
评判宪制的标准,因此,不是它是否永生并因此“普世”,是否符合某个理论,符合某个看上去很美的愿景,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段,在当时的经济社会各种条件约束下,这个制度是否充分利用了当时可能利用和想象的一切资源,促成了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发生和长成,并且只有它在那里,无可替代!
 
结束本章的却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为什么地缘政治考量和实践在当代中国宪法学术话语中缺失了?这一实践对历史中国影响久远、深远且重大,相关的理论思考和表达即便散乱也源远流长,在中国史学界至今影响广泛。但这些传统一直没能进入当代中国宪制研究,未能引发宪法学者的关注。这本身是个很值得拷问的学术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塑造现当代中国宪法学话语和想象力的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宪法学术。由于欧洲以及后来北美的地形和地理,以及各历史时期欧美地区的国家形态,在欧美的国内制度中,除古代还曾有过一些——相对于古代中国——非常浅层的政治地理学分析讨论外 [529] ,后世可以说一直无人关注。甚或在自19世纪以来这个一直由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中,在已成为“有边界的……杰出的权力集装箱”的欧美各国 [530] ,也没有必要在国家构成的层面,想象和系统思考国内的地缘政治问题了。对于欧美,只有国际地缘政治问题了。这是一个匆忙的断言,或一个猜想,但这还是指出了当代中国宪制理论吸纳历史中国经验的可能,虽然它首先挑战的是当代中国法学人的学术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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